主要国家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比较与借鉴,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体系的主要特征和前沿问题

内容摘要: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操作涉及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和公共安全,使得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与其他领域的知识产权有极大的不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转基因技术进入了商业化应用阶段,影响知识产权演变的因素增多,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由国内法保护向国际法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已经渗透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我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

内容摘要:各国在对转基因生物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时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其中包括以美国与日本为代表的双轨制保护模式和以欧盟为代表的单一制保护模式。本报告分别论述了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巴西、阿根廷和非洲地区关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要政策,并总结了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发展趋势。

关键词: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体系,特征

关键词: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比较

一、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界定的特殊性

一、 美国、欧盟、日本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比较

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范围

美国双重选择机制:专利法与特别法双层保护

转基因生物技术也称基因工程或者基因工程技术,它建立在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等学科基础之上,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门内容广泛,并且带有很强综合性的生物技术学科。基因工程的诞生是基因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又深刻并有力地影响着基因的研究,使我们对基因本质的认识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美国是当前世界上转基因技术最发达,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也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主题范围最宽泛的国家,几乎所有的转基因生物技术发明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①黄海英:“生物技术和专利保护范围”[D],华东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基因工程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主要的内容和步骤:从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基因组中,经过酶切硝化或
PCR 扩增等步骤,分离出带有目的基因的 DNA
片段;在体外,将带有目的基因的外源 DNA
片段连接到能够自我复制的并具有选择记号的载体分子上,形成重组 DNA
分子;将重组 DNA
分子转移到适当的受体细胞从大量的细胞繁殖群体中,筛选出获得了重组 DNA
分子的受体细胞克隆;从这些筛选出来的受体细胞克隆,提取出已经得到扩增的目的基因,供进一步分析研究使用;将目的基因克隆到表达载体上,导入寄主细胞,使之在新的遗传背景下实现功能表达,产生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
[ ①吴乃虎:《基因工程原理》第二版[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
。我们所研究的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研究范围不仅囊括转基因技术本身,还包括了基因修饰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遗传材料、基因序列与最终生物体等。

美国政府沿着四种轨迹,不断延伸知识产权制度在转基因生物技术领域的应用。

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围绕三个阶段展开

其一,结合国家和企业竞争的需要颁布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1930年,汤森德-培奈尔植物专利法案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授予植物育种者专利权的国家。1995年签署的《生物技术方法专利法案》,是美国政府针对安进制药公司对日本中外制药公司案所暴露出的生物技术方法发明产生的负面影响所作出的积极应对,使生物技术方法受到专利法的保护。1930~1970年,农业科技在全球的发展使植物育种技术发展迅速,有性繁殖纯系植物在技术上已经可能;西方各国对植物新品种进行立法保护的建立和加强,主要由欧洲国家建立起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缔结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家公约》对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国会于1970年通过了《植物品种保护法》,将植物专利扩大到两性繁殖植物。

转基因生物技术从培育出的新品种到最终进入商业生产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收集遗传材料,并借此搜寻具有商业潜力的基因。这种材料包括了三种来源:已商业生产的野生品种和近源野生种;以前未发掘出商业价值的遗传材料。结合转基因技术的出现和能应用于所有物种的遗传材料——如植物、动物、细菌等,最后一种来源变得非常重要。国际公约将这些遗传材料当作国际公共物品。所有这些材料也能通过勘探活动来获得。第二阶段是,一旦收集的遗传材料是可利用的,可以用基因绘图的现代技术来分离具有商业潜力的基因。第三阶段是在现有的商用农作物中插入可能有商业发展前途的遗传材料,并进行实验室检验,发现其是否具备商业生产潜力。如果试验成功,就会被批准上市
[ ②詹姆斯· D ·盖斯福德等,《生物技术经济学》[ M
],黄祖辉,马述忠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 ]
。转基因知识产权正是围绕这三个阶段展开,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丰富起来,不仅具有知识产权共性特征,还具有区别于一般知识产权的特性。

其二,提高专利制度在保护中的地位,拓展保护的客体边界。198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戴蒙德对查克拉巴蒂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将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的“可授予专利的主题”解释为“覆盖太阳下面人造的所有东西”。这一判决为在美国申请转基因生物技术专利确定了很宽的保护范围,并在知识产权法律上为后来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1987年,在Ex
Parte Allen
案中,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以及专利与冲突委员会裁定动物是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的发明专利的法定主题。1988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给一种“非自然地产生的非人类多细胞的活生物体”授予了美国第一项动物专利,着名的哈佛鼠专利,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动物易感乳腺癌小鼠专利。

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特性

其三,通过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化,在国际贸易中加强保护力度。美国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占世界总量的2/3,70%以上的美国农民采用了转基因技术。美国倡导《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签署,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美国贸易代表署负责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贸易谈判和“特别301条款”的执行,对推动其他国家加强美国转基因生物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专利贸易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而且在阻碍别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转基因技术涉及的生物材料含有遗传信息,具有生物活性,能够自我复制,这是其他非生物技术领域所不具备的特点,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带来了新问题。

其四,明确政府角色定位,积极推动国家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于2002年发布了《21世纪战略规划》,以知识产权为手段建立对全球经济的快速反应机制。2002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进行改革,加快了基因生物技术产业特别是基因药品产业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促进了美国生物技术企业的迅速发展。1999年,美国有生物技术公司1273家,市场资本总额3535亿美元;2000年,美国生物技术公司筹集资本比前六年筹集资本的总和还多。截至2003年底,美国已有生物技术公司2000多家,其中,有300多家公司上市。生物技术已经成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美国政府正是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过程中不断建构保护本国利益的法律基础,长期积累运用知识产权取得战略优势的经验和能力,为本国政府和企业谋得利益[②李丹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护的政府规制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其次,根据进化论,天然的生物材料存在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这样的时间尺度远非知识产权视野所能企及,因此,无论怎样估计,都会涉及转基因生物材料的新颖性判断问题。

美国对转基因知识产权采取的双轨制保护模式,主要是:

再者,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任何突破,牵扯到生命现象及其必要组成部分,从基因、细胞到器官与个体,与生命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尊严等环境、伦理、道德和宗教问题密切相关,涉及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
[ ③刘银亮:《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M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
年。 ] 。

1953年,美国国会在其通过的《实用专利法》中规定不论是“有性或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都可能受到保护,从而突破了将植物视为“自然界的产物”而不能受到一般专利法保护的障碍[③王钟慧、吴兴南:“国外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实践及启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授予一项石油微生物遗传工程专利;1988年,美国专利局授予了第一项动物专利着名的哈佛鼠专利,从而将专利法保护的对象扩大到“太阳下的任何人为事物”。2001年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发布了新的基因审查实用性判断指导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严格了申请基因专利或部分基因专利的过程[④杨大为:“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还有,一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可能涉及重要的动物资源、植物资源、微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与农业、制药业、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事业等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对这些生物技术、材料与成果实施独占性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激起人们对国计民生的担忧,带来很多争论与反对。

现在,美国的专利制度的可授予专利权范围包括了基因序列在内的所有生物基因,并且覆盖任何转基因生物技术。

以上四点构成了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特性,这些特性使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充满了争论。

以植物为例,1930年,美国通过《植物专利法》对以无性繁殖方法培育的植物品种进行保护。鉴于此项法律只保护无性繁殖的植物品种。1970年,美国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后,又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有性繁殖的植物品种提供一种特别法保护,并授予植物保护证书[⑤参见《美国植物品种保护法》第113条。]。

对传统知识产权的挑战

在美国,由专利法与专门法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善和严密的保护体系。其中,专利法覆盖包括任何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而专门法则针对于某一特定品种。申请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申请专利权,或者申请专门法保护权。

第一,权利主体复杂化。知识产权的立法中,对知识产权主体方面的规定是不可或缺的,涉及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 ④宋敏主编:《农业知识产权》[ M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年。 ]
。传统知识产权采用一物一权的民法理念完全可以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但转基因生物技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经过多个技术环节以及基因片段整合等过程,致使界定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的权利主体变得复杂。

欧盟单一选择机制:逐步向专利法保护过渡

第二,客体间界限模糊化。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是一种无形财产,其区别于有形财产,法律向什么样的知识产品提供保护需要知识产权法明确规定
[ ⑤宋敏主编:《农业知识产权》[ 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年。
]
。转基因技术通过对不同生物基因片段的剪切和链接,将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的部分基因相互结合,从而造成了法律关系客体间界限的模糊和法律关系内容的混同,如对于一种兼有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基因的新型转基因生物无法提供保护的标准与内容
[ ⑥孙洪武,刘志民,周明月等:“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护的思考”[ J
],《中国科技论坛》, 2010 。 ] 。

  1. 欧盟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概况

第三,国际知识产权的不对等。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以技术壁垒的形式扮演着特殊角色,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博弈。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
WTO
立法框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利用人才和技术优势抢滩国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阻在本国市场之外,最终形成发达国家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垄断和掠夺式定价。而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被发达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开发和注册,其对遗传资源的贡献往往被湮没,无法充分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知识产权,资源开发中的利益也没有得到合理分享。

根据《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的指令》第23C的规则,虽然欧盟对于转基因生物技术可专利性的范围与美国不相上下,即包括了通过转基因生物技术性手段生产的生物材料,植物或动物,微生物学或其他技术;但是同美国相比,欧盟在对转基因生物技术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上体现出更多的谨慎。

第四,易形成遗传资源的垄断。当今,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圈地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知识产权已成为生物技术公司垄断资源、排斥竞争者的工具。从事转基因技术研发的公司,一方面,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寻求垄断保护;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终止基因”和“化学催化”等技术手段保持垄断地位,以享有长时间的垄断优势
[ ⑦马述忠、杨枫:“转基因农产品的经济伦理学视角分析与启示”[ J
],《农业技术经济》, 2004 。 ]
。进而,从分子水平上控制种质资源,获得生物学成果的独占性,剥夺了农户育种的权利。

一方面,欧盟极力强调“公共秩序”与道德,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进行严格的界定。例如:欧盟极力推行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保护模式并于2005年加入强化育种者利益的UPOV1991年文本(除个别主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家如:英国、挪威外),从而成为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组织的第一家跨政府组织。

二、转基因技术商业化后的知识产权形势

另一方面,欧盟注重成员国之间进行相互协调,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在具体实践中就体现为欧盟统一法规调整下的各国相互协调和联合行动,1994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欧共体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成为欧洲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的统一规划[⑥李丹丹:“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保护的政府规制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1980 ~ 1981 年间,有 6 个研究组相继报道成功地获得在基因组上整合有外源
DNA 的小鼠。为了描述这一小鼠, Cordon 和 Ruddle
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转基因”。从此以后,转基因的定义不断扩展外延,不论是微注射、胚胎干细胞、“基因敲除”或是其他什么技术,只要是用于对内源性基因组
DNA 进行操作或修饰,都属于转基因范畴 [
⑧余丽芸、曹宏伟、王景伟主编:《生物安全》[ M ],哈尔滨地图出版社,
2006 年。 ] 。

  1. 欧盟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演进

1994 年延熟番茄的上市标志转基因生物正式商业化的开始。但成规模商业化是在
1996 年,在这一年,转基因农作物首次实现了大范围种植。

专门法保护制度。在欧盟成立之前的欧洲国家,始终无法克服转基因生物品种违背传统专利法的理论障碍,因此走上了以专利法之外的专门法保护法的道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转基因技术进入了商业化应用阶段,影响知识产权演变的因素也愈加增多,包括“终止子”技术与
T-GURTs 技术、 UPOV1991
文本的生效、当今世界对生物技术专利的共识、国际机构对待遗传资源问题的不同立场以及预防原则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

1961年12月,在欧洲国家的倡导下,《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在巴黎签订,并依据公约成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参加公约的欧洲国家及以公约为样本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的国家都采取了专门保护方式,虽然公约中没有提到对于培育技术的保护,但是一项栽培技术一般只能应用于一个植物品种,因此保护了植物品种,也就等于保护了栽培技术。

技术措施对转基因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上个世纪70年代,《欧洲专利公约》明确的限制转基因动植物申请专利的规定,除了微生物方法及其产品,有关动植物品种以及本质上属于制造动植物的生物方法不能被授予欧洲专利。至此,在欧洲国家,除微生物方法以外的转基因生物技术只受专门法保护制度[⑦闵磊:“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998 年 3 月美国 Delta & PineLand
公司联合开发,“品种水平上的基因利用限制技术”,亦即“终止子”技术获得美国专利。
DPL
公司和美国农业部已将这一技术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申请专利。其中孟山都公司购买了这项技术,试图将其推向商业化。其他生物公司也都申请了类似的不育种子技术专利。至此,“终止子”技术立即引起了各界强烈的反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促进基金会等国际组织都对此表示反对。在
1998 年 10
月举行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会议上,乌干达、印度、英国、荷兰、德国的代表明确表示反对“终止子”技术的使用。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这一技术是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的可耻掠夺,并可能对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等构成威胁。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戈登·康卫在一次对孟山都公司管理层的讲话中,呼吁生物企业放弃使用“终止子”技术,孟山都公司
CEO 罗伯特 B
·夏皮罗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在回复戈登的一封公开信中宣布:孟山都公司将不再继续发展终止子技术或使之商业化。但是他并不排除会利用其他技术手段,如
T-GURTs 技术,来确保其生物技术创新的投资回报。

“特殊保护”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生物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基因生物工程和技术的发展,转基因产品开始大量出现,美国开始推广转基因植物的产业化种植。考虑到世界生物技术的发展形势,以及转基因研究所需要巨大投入,欧盟逐渐开始酝酿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变革。

另外一类技术被称为 T-GURTs
技术,意为“特性水平上的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在转基因作物中,插入某种基因,对某些特定性状(如营养含量、味道、花期、特定用途的蛋白质、防病虫害等)的表达进行外部控制,这些特定性状的表达与否可以由外部诱导剂来控制。种植者要想种植的作物得到这些性状,必须向种子公司购买化学诱导剂喷洒到作物上,以激活特定的基因性状。

变更法律并非易事,反复论证需要较长时间。于是,欧盟通过对品种的概念进行重新解释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1993年之前可以看作是欧盟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法经历的“特殊保护”制度时期。由于在立法上对转基因植物是否属于“植物品种”没有清晰的规定,欧洲的判例法认为只要不直接以“植物品种”提出专利申请,转基因植物是可以获得欧洲专利保护的。一般情况下,一种转基因技术只能生产一种转基因植物,因而转基因生物技术在这一特殊时期也就受到了专利法的保护[⑧徐海萍:“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以转基因水稻为例”[D],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T-GURTs 技术和 V-GURTs “终止子”技术也被统称为 GURTs
技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 GURTs
技术会对全球粮食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首先, GURTs
技术会阻隔转基因品种良性基因与传统地方品种的基因融合,一方面可能减低转基因新品种的当地适应性,另一方面会逐渐淘汰传统品种,不利于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其次,
GURTs
技术会使农民在选择种子时受到限制。此外,不育基因有可能随着花粉向周围其它植物扩散
[ ⑨詹映、朱雪忠:“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技术措施保护初探”[ J
],《科研管理》, 2003 。 ] 。

  1. 向专利保护制度的过渡。1993年,欧洲专利局技术上诉委员会针对“Plant
    Genetic
    System”一案的T356/93号决定再次排除了转基因植物获得欧洲专利法保护的可能性[⑨张晓都:《专利实质条件》[C],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专题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2002,261.]。

拥有种质资源库的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已宣布不使用 GURTs
技术,不会将任何不育基因植入它的育种材料当中。美国农业部也迫于压力,宣布不会将此类技术引入它所管理的国家植物种质库中。但是与之相应的公司行为并没有止步。

然而,1999年欧洲专利局技术上诉委员会针对另一起转基因植物NovartisAG案的G1/98决定却成为欧盟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机制的重大转折。该决定明确了一项申请若是并未就某一品种植物品种单独提出专利申请,就不能根据《欧洲专利公约》而排除在可专利性的范围之外,这种解释达到了对转基因植物授予专利权的目的[⑩陈超、展进涛等:“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我国种业的经济影响”[J],《江西农业学报》,2007。]。

UPOV1991 年文本在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的变化

由早期的欧洲国家到现在的欧盟,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政府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制定中显得十分小心翼翼。然而,转基因植物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利益的驱使,又要求法律要做出一定的变通,给予转基因生物技术必要的专利保护。

随着农业科技和国际贸易在全球的发展,新品种的种子贸易经常超出一个国家的范围,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对本国新品种的保护,使得育种者在其它国家也享有同样的权益,一些欧洲国家走到一起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
1957 年法国外交部在法国召开的第一次植物新品种保护外交大会。同 12
个邀请国家与 3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联合国粮农组织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决议。
1957 年至 1961
年期间,在决议基础上经过几轮专家会议,拟订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草案。并在
1961
年的第二次植物新品种保护外交大会对公约草案做了相应的修改,最终通过含有
41 条内容的公约。此公约在 1968 年 8 月 10
日正式生效,公约的生效标志着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国际体系开始建立。

日本折中保护模式专利保护与植物品种权相结合,以后者为主

此后, UPOV1978
文本规定的保护方式中指出,各成员国可通过专门方式保护或专利,以确认育种家的权利。但这两种方式是不得重叠的,因为该条还明确限定:对这两种保护方式在本国法律都认可的联盟成员国,就一种和同一种植物的属和种而言,只能提供其中一种保护方式。本条规定虽然为以后
1980
年当时实施植物专利和植物品种专门保护双轨制的美国加人公约开了绿灯,但两种方式只能择一或不得重叠的限制,反映出公约缔约国力主发展专门方式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同美国类似,日本在其专利法中没有像我国专利法或欧洲专利公约那样规定不可专利的对象,仅在其《专利法》第二条给出了发明的定义:“所谓发明,是指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构思和高度创造”。因此,在日本,无论是转基因动植物还是微生物,只要符合发明的实质性条件(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即通常所说的“三性”)就可得到专利保护。

UPOV 公约 1991 年文本于 1999 年生效。在保护方式上, 1991
年文本对采用何种方式以及是否以一种或两种方法保护植物品种未作任何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对同一植物品种只能提供一种保护方式的限制,允许采用专利方式或同时兼用专门方式保护植物品种。如此修订承认了一些国家对植物品种实现保护目的的其他方式,也有利于植物品种专门保护与专利保护两种方式之间的协调,可以发挥两种不同保护方式各自的特点,加强保护力度。

日本对植物品种的保护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根据《专利法》,对符合实质性条件要求的植物品种可以授予专利权。另一方面,在1978年又开始实施《种苗法》,对植物品种提供专门保护。即同一植物品种在日本可同时得到《专利法》和《种苗法》两种保护。这两种保护方式在保护对象、具体要求和获得利益方面各有差异。在保护对象方面,《专利法》要求的是技术构思,《种苗法》要求的是植物新品种;在具体要求方面,《种苗法》的新颖性条件比专利的新颖性条件宽得多,仅要求在申请前该品种的植物没有在商业上销售,另外也不要求创造性;在获得利益方面,《种苗法》的品种权不能对所有第三者都提出权利要求,其权利不影响农民自家采种、生产。

在品种定义上, 1991
年文本增加了《定义》一章。第一节第款关于“品种”的定义:“系指一个已知最低级植物分类单元中的一个植物群,不论品种权的授予条件是否充分满足,这样一个植物群能够:通过某一特定基因或基因型组合所表达的特征加以确定;通过至少一种所表述的特性区别于任何其它植物群;并且,由于其适合于繁殖的特性不变而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定义对“品种”加以限定的三个条件,是对品种应具备条件生物学意义上的规定,是从现代生物学角度对授予育种者权利的品种应具备的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要求条件的本质性表述。这种明确的规定或表述,丰富和提高了
UPOV 体系的现代科技内涵,更加适应新的生物技术育种发展的需要。

二、 发展中国家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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